人力资本理论与高等教育发展
潘发勤
（山东理工大学教育系 淄博 255012）
（原载于《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摘要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主要代表是人力资本理论，它起源于为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作的努力和美苏科技经济领域内的竞争，其主要概念有教育收益法、相关方法、余数方法及人力和教育需求预测法。虽然人力资本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少人的批判，但它的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思想曾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将在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继续产生影响。由于知识资本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内在因素，高等教育也正在经历第二次革命，即高校如何通过自己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理论；知识社会；知识资本；发展中国家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和论述高等教育的主要代表就是人力资本理论，它是西方经济学关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作用和收益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近代经济学家马歇尔等都认为，在各种资本投资中，对人本身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舒尔茨在1960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人力资本投资》，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正式创立。人力资本理论引发的人力投资革命对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人力投资革命的起源
人力资本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是西方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人力资源及其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经典的正统西方经济学并没有真正把人力资源看作是一种资本，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这是因为：首先，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建立时，工业劳动力的素质相当低下，知识和技能对人的劳动能力还没有决定性影响；其次，很多经济学家宁愿把劳动力看作是与资本无关的先天能力，因为这样做可以简化经济理论结构，给经济分析带来极大的方便；再次，若把人当作资本、当作能够通过投资而增加的财富看待，就是对人的人格的贬低，对人的自由的侵犯。
然而，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的努力，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经济之间增长率的竞争，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引起的美国对教育的关心等各种不同的背景，使得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就发展经验来看，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物质资本的注入，但是当试图把类似政策应用于欠发达国家时，却没有取得明显的发展成果。对这些不同结果的占优势的解释是，西欧不但有促使其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人力产出制度，而且已经拥有适当的受过训练的人力资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够有效地利用提供给它们的物质资本，就在于缺乏这种能力。后来，掌握复杂技术的劳动力就被经济学家看作是物质资本的必要补充。
苏联的核发展和人造卫星的成功，使得人们对苏联的教育政策有了较高的认识，它大部分归功于人力投资革命。据迪威特（Dewitt）博士统计，全俄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57%在科学技术领域（美国只有24%），苏联的GNP用于教育的比例大大高于美国和西欧。迪威特把苏联教育体制描绘成一个致力于为国家经济和军事目的产生所需人力资本的产业。他的分析表明了经济计划、人力需求和教育计划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1]。
虽然有些学者对人力投资持有异议，但它仍被大多数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专业团体不加批评地认可了。人力资本理论受到正在增长的微观经济学家的青睐，它为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推理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消除了以前令微观经济理论家烦恼的某些根本的理论偏差。
另外，人力资本理论又使劳动经济学——以前被当作一个与社会制度有关的、较少受到尊敬的领域——回到经济理论的框架，微观经济学家能够把对学校教育和培训的需求和供给、职业选择的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工资和劳动市场理论的规则联系起来，为"人力资源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框架。人力投资的概念既投合了对经济增长感兴趣的社会需要，又包容了希望在教育扩张中看见机会均等、收入均等、最终还有权利均等的更激进的追随者的需要。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概念及其对1960-70年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概念和方法有：教育收益法、简单相关的方法、余数方法以及人力和教育需求预测法。
1.教育收益法
舒尔茨把每个工人的收入增长的主要份额归功于对人力投资的相对增长。由于对人的投资包含教育和训练的花费，他认为实现将来收入平等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提高国家提供的免费或低学费的教育计划的可行性，以及发展旨在降低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的新型制度。随后，有大量的文献测量"教育的收益率"，并把收益率法用作决策标准，特别是萨卡洛普洛斯（G. Psacharopoulos）所作的五点概括[2]：1)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教育是有收益的，欠发达国家的收益大大地高于发达国家的收益。2)从收益的观点来看最有利可图的教育水平是初等教育，可见基于人权和平等的普及初等教育也得到经济标准的有力地支持。3)在欠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要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4)高等教育同其他教育水平相比比较昂贵，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由此可解释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相对来说差别较小。5)对于能够成功地从欠发达经济迁移到发达经济地区、特别是迁移到美国的那些人的个人收益率，要远远高于留在家园的那些人，这些高"套汇率"可以解释人才外流现象。
基于此研究产生了其它一些推论，例如在本科水平，有四个国家的资料说明收益率在大学头两年很低，在第三年有所提高，第四年有重要的收益（在美国为16%）。这表明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所具有的价值，被认为是筛选或文凭主义的效果。不同学科的收益率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牙科、药学、工程学、商务管理和经济学有比较高的收益率、中小学教学、农学、建筑学和人文学科收益率较低；法律、物理科学的收益率位于中间水平，这两个领域在个别国家之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3]。
2.国家之间的相关比较：收入、增长和教育
哈比森和梅耶（Harbison and Myers）在1964年出版的《教育、人力和经济增长》中创立的人力资源开发指数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著作把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同人力资源开发指数结合起来。指数代表着不同类型的学校入学率，重点放在较高水平的教育和花费较大的技术与职业范围内。指数分为四个等级，与之相关联的75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也被划分成四个等级。在人力资源和收入分组之间获得的高相关，表明要进入国民收入的较高等级的最好办法是提高人的投资。因为发展中的经济只能为教育提供有限的资源，而以消费为主的教育会限制潜在的学生入学率，所以有必要把足够的数量转移到适切的技术和科学为主的高等教育范围内[4]。
3.生产函数和余数方法
余数方法把宏观经济的线性生产函数引入人力资本情境中，试图把国民生产或人均收入的增加同生产函数中包含的要素的增加联系起来。例如，丹尼森（E.Denison）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了变量的数目，包括人的工作时间的增加和同教育和训练有关的劳动质量的改进。通过把"知识进步"余数加到"劳动质量的改进"，丹尼森把1929年到1957年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的42%归因于人力的投资。
鉴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的资料限制，从余数方法中能够得出很少的政策推论，余数方法很快不被使用。然而，它通过复杂的宏观生产函数、经济计量学的技术"证明"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可以归因于来自人力投资和研究质量的变化，曾经很好地为教育者服务过。
4.人力与教育计划：人力需求预测法
许多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在制定经济计划时，需要人力资源在数量、质量和职业分配中相应的变化，需要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进行预测。
195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立了科学和技术人力委员会，就OECD国家教育投资的长期计划的必要性达成一致，制定了地中海计划，旨在为六个OECD的欠发达国家预测和规划人力和教育改革。由此产生的著名的人力需求预测法——帕纳斯（Parnes）地中海区域计划法，即首先预测未来年度要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毛额，再将国民生产总值毛额细分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求出平均劳动产出总数，估算各部门所需劳动力预估数，再分配到各行职业中去，最后将劳动力职业结构换成教育结构，提出教育供给的人力数额。用此法预测应将死亡、退休、迁移等因素考虑在内。
5.人力资本理论其对20世纪60-7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极大地影响了教育改革。它带来了教育观念上的巨大变革，使人们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消费性的，而且更是生产性的，对教育的投资是生产性投资。1960-70年代许多国家教育改革都以此为重要理论基础，加大了教育投资。这一时期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60年-1982年，世界初等教育入学人数增长70%；中等教育入学人数增长185%，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惊人，增长276%。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惊人，亚洲增长了319%，非洲增长了77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增长了948%[5]。人力资本理论促进了国家和经济界对教育改革的干预，促进了国际机构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教育援助提供了依据。但是，由于投资和效益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教育投资重点为初等教育，这为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也相应地减少了高等教育的投资。
三、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教育问题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反思
当紧跟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后的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几乎整个70年代的经济停滞的时候，人们对人力资本经济学的兴趣骤然下降，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评越来越多。
1.人力资本论错在何处？
人力资本论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它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收益的期望理性地决定了教育需求，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需求。虽然期望进入收益率高的领域令人信服地解释学生特有的选择，但在发展中国家，希望向上流动、收入平等、改善生活水平这类较广泛的社会目标，更是教育扩张的决定因素，最终结果是教育设施的扩张比收益率或人力需求法所预计的扩张更大。
相对来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高得多的花费引起了初等教育资源的紧缩，小学的高辍学率，农村地区教育的忽视，损害了农业部门长远利益。而具有高声望和高收益率的领域，一般来说也是花费较多的科技、医学和技术之类，试图控制开支不仅限制了这些学科的数量，而且限制了本来就不充分的实验室和设备，由此带来的入门限制迫使大多数学生进入相对低收入的领域。
教育扩张所依据的计划过于乐观。人力和教育相关系数的确定，通常是效仿那些人力资源比较富裕的国家，结果是在高收益和有声望的职业（事实上所有的都与大学教育有关）人数的夸大。另外，人力计划是基于投资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由于政治原因，造成普遍的过分乐观。当经济发展的期望速率没有跟着发生，经济制度不能够吸收那些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力供给时，知识分子失业上升，特别是非技术院校的毕业生。即使是被看重的科学和技术系科的毕业生，也是要么不能找到工作岗位，要么在远低于他们的训练水平上就业。面对这些失业的或大材小用的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政府通常是试图在公共部门吸收他们。大学，特别是像哲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的一些低收入领域，即使不爆发革命性的活动，也往往会成为激进活动的中心。
人才外流就是一个有形的结果，吸引更能干、更具熟练技术、更年轻和更具流动性的专业人士成为普遍现象。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人才外流是从事研究生学习的人增多的结果。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得出的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都是基于在大多数教育系统的大众化扩张之前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教育系统的快速扩张之后，即使那些成功地找到职业的毕业生也意识到扩张之后的私人和社会收益率大大地低于以前。在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受过大学训练的人员,主要毕业于社会学、教育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员，本来可以作为农村的教师被吸收，但他们即使待业，也不愿意放弃城市生活。 结果是人们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越来越多的幻灭，因而提议投资应该从针对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这些更加资本密集型的项目转移到对初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的改进，尤其来自发展中国家（许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对于高等教育的重新分配效果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2. 对方法论和概念的批判
舒尔茨就职演说发表伊始，立即受到沙弗尔（Shaffer）教授的挑战，他认为把机器和人都看作投资不可取。沙弗尔强调教育支出和物质资本支出的差别，如家庭的教育支出有许多原因而不仅仅为了收入的最大化。他预言如果把收益率作为教育扩张的基本原理，那么一旦这种投入得不到相应的经济收益的时候，就会置教育体系于未来的危险之中。
1962年鲍恩(W.Bowen)教授认为资本的余数计量法夸大了归功于教育和技术进步的余数，认为余数可能是学校午餐计划支出的结果，或研究和开发中的大量支出的结果，甚至其它不能解释的完全跟学校教育没有关系的因素。另外，用来确定收益率的收益数据是目前的，如果考虑到从学校毕业后将发生的巨大的变化，由社会和个人基于流行的收益率做出的任何投资都容易证明是不明智的。
对于人力和教育预测法、指数相关法的批评甚至更多。霍利斯特（R.Hollister）认为不同的职业水平所需要的不同的教育和培训量,人力预测方法忽视了职业和教育的关系，忽视了劳动市场的互动。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的预测实际上过高地估计了高水平职业的需求[6]。
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偏见加以抨击比较有影响的是筛选论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筛选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它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扩张并未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使教育者大量失业，这说明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论述是不正确的。教育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提高人的认知水平，而是对具有不同能力的人进行筛选。该理论认为，雇主总是希望从众多的求职者中选拔有适当的能力的人去添补空缺岗位。当雇主对什么样的工人、雇员应有什么样的资格可能最具生产性这类问题因缺乏相关的知识而难以判定时，雇主就倾向于作为筛子的教育证书。
二元劳动力市场论者认为，劳动力市场有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组成，不同背景的人将进入不同的市场从而享受不同的待遇。主要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中的职业岗位，雇员工作稳定，工资较高，晋升前景良好，自主性大；次要市场则反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能进入主要市场的基本上是教育水平较高的男性白人，进入次要市场的主要是教育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成员和妇女。这表明，只在主要市场中，教育水平与工资才有直接关系。因此，西方国家政府为青年及低下层失业者举办的各种培训不能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不能增加他们的收入，因为这些人都被困于机会有限的次要市场，培训与就业和工资收入没有多少联系。
布劳格（Mark Blaug）认为，人力资本的论点——教育需求出于对预期收入的考虑——值得怀疑。即使在可以得到相关资料的美国，学生是否了解目前的收入模式也成问题。有些国家的收益率并不能解释教育需求，有些人力资本研究者为研究成果随意捏造数据，更表明该理论正在退化。
四、人力投资仍然富有生机
1. 人力投资不仅在于经济收益——为人力资本理论辩护
对可计量的经济收益方法的强调，且当计算得到的收益率似乎表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教育过度"的社会时，教育就处于极易受攻击的状态。弗雷曼（Freeman对于高等教育的否定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高等教育的收益除了可计量的以外，不可计量的收益必须得到考虑。如果充分考虑这些无形的东西，高等教育仍然是社会投资的非常令人满意的形式。
鲍恩（Howard R.Bowen）在《投资于学习》一书中，抨击了高等教育过度投资的说法。鲍恩给出了大量的有助于所有人受益的、用金钱不可计量的"客观存在"的研究，指出了来自高等教育的重要的非金钱私人消费收益。同时，他为美国60年代的高等教育的扩张的支持大部分来自那些被可测量的经济收益所深深打动的人而感到悲哀。他认为当高等教育的其他收益加到可测量的收益上，收益率就足以证明投资是正当的[7]。
新的研究推动力还包括诸如个人收入分配，年龄-收入剖面，年龄、种族和性别歧视等不同的问题。人力资本理论与工资、劳动市场理论的结合，能使二者相得益彰。研究仍在继续，世界各国的经济学研究生计划都开设有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方面的课程，许多研究系列中也开设指向人力资本的课程。
2.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知识经济——世界银行的最新观点
由于上述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这一主流观点的影响，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比较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上，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世界银行开始将其注意力较多地转向高等教育，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2000)这一报告中认为，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改变，知识代替物质资本成为目前和未来财富的资源。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其他变革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由于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高等教育也就备受关注。各国需要把它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到一个更高的规格——本科教育目前正成为许多高技能工作的基本资格。由高等院校创造的知识的质量以及这些知识对经济的广泛应用型，对国家竞争力变得日益重要。这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项严峻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捐助者都把高等教育都把高等教育置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狭隘的和误导的经济分析促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投资于初等和中等学校相比，对于大学和学院的公共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要小，并且高等教育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虽然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需求在不断扩大，而资助却日渐紧张，导致教员往往不合格，缺乏动力，且待遇低下。学生知识、能力差，课程设置不合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在不断提升国力。这样，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倍加努力才能仅仅维持其现状，更不要说迎头赶上了。
高等教育具有重大的公益性——既具有很高的私人收益，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收益，而且要远远高于个人收益。在高等教育的收益继续增长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被别人抛在后面的代价也在增长。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脱贫，仅追求初等教育的发展会导致有关国家在未来世界中的生存危机。 因此，"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需"[8]。
世界银行在《建构知识社会：高等教育的新挑战》(2002)的研究报告中，也持相同的观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发展知识和应用知识而实现的；高等教育对于知识的有效创新、传播和应用以及对于技术和专业的能力建设来说十分必要；在高度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正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之中，因为它们的高等教育未能为知识的创造和应用的资本化作好充分的准备；国家有责任建立起一种激励机制，以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对一种全球化的竞争性知识经济的需要，以及对变化着的劳动力市场对高级人力资本的要求，作出更为创新的和更为相关的回应；世界银行可以在吸取国际经验和动员资源方面为其客户国家提供支持[9]。
3. 知识资本概念的出现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由于知识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内在因素，西方经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知识资本这一新概念。这样，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出对资本及其理论的发展的呈现出这样一个脉络——从物资资本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到知识资本理论。虽然知识成为资本发展中的最新资本形态，但是，知识资本的时代背景、形成的理论基础是人力资本理论。知识资本的实物载体或者是人力资本即隐含知识，或者是各种发明、专利、论文、著作、商标、管理制度、影视作品与各种艺术作品(即物化或明示的知识)等，或者是声誉、名望等。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知识资本理论的研究开始取得一定的发展。
全球经济的竞争及其对知识资本化的需求，使得高等教育再一次成为各国政策注目的焦点。高等教育正在发生第二次学术革命，即把促进经济发展看作大学的又一主要使命。高等教育成为经济政策发展和经济学者需要考虑的一部分。例如，韩国政府1998年由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部(MOEHRD) 发起了"智慧韩国21工程 "(BK21)，从1999年到2005年的7年时间，每年投资两千亿韩元于挑选的顶级大学，以便开发人力资源，特别是为大学从事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和年轻的有能力的研究者。这一工程的学术领域主要瞄准大学的技术科学[10]。这就是知识资本化引发的大学发展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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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经济界还是教育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和价值并未随着对它的批评而消失。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即现代教育与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观点，不仅成为教育经济学赖以成立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成为一切经济计划和教育改革必须考虑的因素。如今，许多国家都比较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美国、日本和韩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许多人士认识到"教育和人力资源是立国之本"[11]，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为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投资。人力投资运动仍然富有生机。
参考文献
[1] Dewitt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in the U.S.S.R,,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61.
[2] George Psacharopoulos.Returns to Education.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73.
[3][4][6][7]Irvin Sobel.The Human Capital Revolu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bach,P.G. Comparative Education,
[5] 袁振国.对峙与融合[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12-13.
[8] 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M].蒋凯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7-11.
[9] 赵中建，孙文正.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发展：国际社会的关注重点和基本观点[J].职业技术教育,2003(9).
[10] (韩)科学技术研究院. 学术资本主义趋势和发展方向.政策研究 2003-12.
[11] 张振助,张珏,陆璟.教育和人力资源是立国之本—美、日、韩追赶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J].教育发展研究,2003(2).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bstract: One of the main methods of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the eye of economics is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which was originated from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and economic competition betwee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Economics, Human Capital Theo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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